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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日 星期五

假如香港沒有高等教育──仿殖民者囈語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隨著各種「回歸」慶典活動的落幕,那些盲目天真的香港人,激情過後,一夜夢醒,便要重新面對嚴峻慘淡的現實;那些沒能移民、逃出共產黨魔掌的香港人,就如二戰時被交給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一樣可憐。現在香港人只能承受因聯合王國未能延續對香港的管治而出現的苦果──一波又一波政治動盪、經濟蕭條、民生凋敝。這已是一個垂死的香港。這不啻是港人的不幸,也是聯合王國的重大挫折。

造成這樣的局面固然有其客觀原因(如地緣政治、民族等原因),然而,聯合王國一百五十多年來對這塊土地經營的一些失誤也不能忽視。現在是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了。

在種種失誤當中,以教育上的失誤最嚴重,特別是高等教育,香港竟然連一所大學也沒有!以下就談談高等教育問題。

教育的失誤,歸根究底乃源於香港自從成為聨合王國「皇領殖民地」開始便追隨英國傳統,把教育事務留給教會及私人辦理。不像聯合王國早期(1835年)在印度所推行如馬可尼記錄(Macaulay’s Minutes)所倡議的英化教育,培養出一班有印度血統及膚色,但志趣、道德及思想感情都完全英化的知識份子,使之能在印度實現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統治。香港政府早期教育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成為日後發展教育事業的指導方針,培養出來的就只有最早期的一批半死不活遺老遺少;戰前的是少數英語精英和戰後因應不同工商業人力資源需求的實務管理、技術人員;以及一個是只董被動地執行政令、有奶便是娘的公務員隊伍。一百五十多年來竟培育不出一班具有堅強理念、死心塌地的親英知識份子,形成一種光榮的傳統,從而感召一般民眾,形成強有力的親英民意訴求,致使聯合王國在英中香港97談判中節節失利,最後連「主權換治權」的妥協也守不住,使香港因而「回歸」中國,使六百萬大英(海外)子民陷於水火……思之實令人扼腕!

當然,早期教育上並非一無是處,最受人津津樂道和肯定的當數培育出一批所謂華人精英如容閎、黃寬、黃勝、唐景星及伍廷芳等。然而恰恰在這批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教育的失誤所在。原來這批人物就只想圖強救國,聯合王國在他們心中何曾有一席之地?這些人在教育、醫學、船務、法學、外交等各個領域對其母國作出重大的貢獻,香港的教育竟成就了他們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如此教育效果,於聯合王國在中國爭取最大利益,非但毫無助益,反而有害!

教育為民主之本,高等教育更是確保殖民地民主發展的有効手段。能否使民主代代相傳,能否使聯合王國在香港的良好制度萬世永續,發展高等教育至關重要。可是,就在這樣一個簡單常識面前,香港政府卻沒能做好。早在1880年港督軒尼詩就提出要建立一所高等學府,但當時負責研究該問題的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卻認為香港所需要的是商業人才,並無設立大學的需要。建立「香港大學」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或許有人會認為香港沒有高等教育並不妨礙培育親西方(主要當然是親英)知識份子,只要把香港的學生送到英國以至西方國家留學,便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理由是直接接受西式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成為更加堅定的西方追隨者。持此論者的偏頗之處在於沒有從長遠的眼光考慮問題。西方固然是培育代理人的理想地,但卻難於培養適合本土需要的人才,況且留洋者往往有濃厚優越感,不易溶入其原來社會,這和宗主國的派員、殖民作用相差不大,長遠對宗主國的管治相當不利。相反如殖民地本土設有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則會更適合本地各行各業的需要,長遠更能實行「以華制華」於無形。更何況香港地處華南要津,又是聯合王國在遠東的重要據點,在此設一、二所大學,便可廣攬中國沿海、華南及東南亞各地學子,使其成為為聯合王國服務的預備人才,為在遠東的殖民王國的長遠發展發揮作用。

正是因為對高等教育的短視,致使聯合王國在經營殖民地香港以及遠東的事業喪失了多少發展開拓的機會,直至1946年馬來大學成立以前,來自廣州、內陸沿海地區,以至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地的學生,投學無門,數十年來損失多少有能力為聯合王國効忠的本地精英?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0年代)國際貿易轉型,香港就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才,就錯過了從中、英貿易轉口港地位擴展成歐、美及亞洲各地貿易的樞紐。這影響也是結構性的,社會、經濟文化地位也因此得不到提高,更遑論(19)6070以至80年代的經濟起飛。

香港當然不只是什麼經濟城市,她的政治戰略地位更是不容勿視,從(19)50年代起,香港、澳門和台灣便是中國僅存還未變色的少數幾個城市,台灣固然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港、澳則是國際間諜情報的集散地,策反顛覆紅色中國的重要據點。高等教育在這方面當然應該加以配合,可惜天真的香港政府就是偏偏在這方面無所作為:幾十年來就沒有一所高等學府可以豢養中國國內南逃到港的學者、良心犯和政治異議者;本地反對中國的政黨就沒有本地大學為她輸送人才;政府各機關公務員也沒有大學為其訓練接班人;法律界沒有大學教授與其唱和維護皇室制誥中的普通法精神;各社團組織也沒有足夠大學人才以據要津;各種傳播媒體也沒有大學為其補充新血廣佔輿論陣地;在政治氣氛不利港英政府管治時也沒有大學學者出來聲援,當然更沒有學者出來操弄民調為特區政府各官員打分,以致大批大批的學者出來維護香港傳統核心價值……

香港殖民地這個遠古、先民的英雄傑作,帝國的兒女、後代就樣被一項高等教育政策的失誤毀於一旦,輕易的移交給中國,真是是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如果不是這一失誤,移交香港最差的後果便不是今天中國的「港人治港」局面,而是最起碼的「英-港人治港」局面。數百年前聯合王國的傑出哲人培根就曾說道:「當一個殖民地拓展有成的時候而棄之不顧,就是世上罪大恶極的事。因為它不僅是一種丟臉的事,也是一種流許多可憐無辜人血的罪孽。」(It is the sinfull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forsake or destitute a plantation once in forwardness: for besides the dishonour, it is the guiltiness of blood of many commiserable persons.) 應該說,香港高等教育的失誤,就是有子不教,「子不教,父之過」,這過失就是對子女的放棄,對殖民地的放棄,因此也是罪孽中最惡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