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與自由經濟必然對立？

最低工資立法已到了進入直路的階段，目前社會各界最關心的是最低工資的水平問題。根據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低資會)日前公布的「暫擬構思」中顯示，低資會傾向考慮整體經濟狀況、勞工市場情況、工資水平及分布、工資差距、就業特徵、競爭力、生活水平等經濟數據，以及社會和諧、鼓勵就業、提升生活質素、提高購買力、可能出現的連鎖反應包括削減人手及改變編制、改變僱用條款及遷移營運地點、改變薪酬策略、改變培訓員工策略、產品及服務供求改變、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效應等因素，作為最低工資一籃子的計算準則。

一籃子計算缺陷最大

一籃子的計算準則有部分考慮了國際勞工組織及工聯會的主張，然而，「暫擬構思」的最大缺陷，是沒有將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社會保障水平兩項最重要考慮因素列入準則內。要知道，最低工資的主要功能是將自由市場中遭到扭曲的工資水平撥亂反正，如果只將最低工資設定於等同或接近現時市場水平，最低工資立法將形同虛設。要知道，自由市場失衡下遭到扭曲的所謂市價工資，並不代表真實市價。將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社會保障水平列入制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有助應付基本生活需要，不致捱飢抵餓，又或者被逼申請社會福利。最低工資的立法原意，就是鼓勵就業和制止公帑補貼無良僱主低薪聘用的問題，換言之，上述兩個因素沒有列入標準的話，是有違立法原意，這項原則問題，低資會必須認真考慮。過去幾個月，部分社會輿論擔心制訂最低工資後會製造大量失業，個別商會及政團發表了問卷調查和粗略估算，粗略估計新增失業人口起碼有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理據不足，令人難以信服！此外，有人指法定最低工資金額設立後，會推高本港的營商成本，打擊外來投資和創業意欲，彷彿工人支取合理和起碼的薪金就是過錯，哪來的罪名？

最低工資製造失業指控

經過多次的產業外移，本港的低薪行業目前存在高度不可外移特性。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前保安員及清潔工的薪金水平是不斷下滑，以廁所清潔工為例，由一九九九年的四千六百五十四元，減少至○五年的四千四百六十九元；當工資保障運動推行後，工資不但回升至○七年至○九年約五千一百元的穩定水平；整體行業就業人數方面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輕微上升超過一千人。這項本地實證能給予社會各界一點信心，若最低工資設定在一個能改善長期以來遭到扭曲的市價工資、以及勞資雙方均能接受的水平，相信最低工資的實施會符合工人及社會整體利益。工資佔營商成本比重，正等待政府統計處公布有關新增數據。然而，租金過高和缺乏創新動力才是香港營商兩大主要敵人，是本港的經濟深層次矛盾。如果通脹及租金不斷升溫，更會是造成中小企倒閉的主要元兇。因此，粗暴地將工資推諉成增加營商成本的主要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更何況工人和工會的訴求只是要求合理和基本的最低工資而已？

過分強調自由市場、缺乏對社會矛盾和危機的敏感，在經濟層面上已可透視會賠上因過度放任而出現的美國次按危機和全球金融海嘯，在政治層面上更會導致社會的對立和衝突加劇，勞資雙方都會是輸家。我們都愛香港，就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和諧勞資關係，共創雙贏，解決目前低收入人士薪金不斷下移、貧富懸殊不斷擴大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香港《星島日報》，A17版，2010年3月18日

誠哉我香港青年！壯哉我青年香港！

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之際，在香港回歸將近十二年之時；在把一切節日都操弄成商品速銷日的商業社會，在一切社會活動皆被資本強勢運轉的主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小島香港國際都會上，有一群冷靜理性而專業的精英青年，發起了名為「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的聯署行動，薪傳「五四」真精神，可謂近百年有香港史以來的創舉！「五四」沒有白費，當年的愛國青年，已長進為全球化後殖民後現代的新青年了！

在當年陳獨秀的啟發下，香港的這群青年反客為主，對香港社會提出了六個冀盼，分別為：

1. 知性的而非官僚的

2. 流動的而非停滯的

3. 多元的而非民粹的

4. 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5. 國際的而非孤島的

6. 我們的而非無根的

然則香港對現今的青年實在虧欠太多了，從其行文提出的「冀盼」可見香港社會簡直是握殺青年成長的，而其官僚、停滯、民粹、封閉、孤島、無根……簡直就是非人居之地。陳獨秀當年以中年之齡，深廣之閱歷，狂狷之性情，尚自謙以「敬告」青年，今之青年有幸在「五四」以來歷代先賢的愛護培育下，已成長至能自信的提出對社會的「冀盼」了；「五四」先賢的愛國、犧牲和承擔，換來今天青年理直氣壯的對社會的指責、計算和索求，從被要求者到反過來作為要求者，其長進足可告慰先賢！

香港青年確是「未有經歷戰火洗禮」，但畢竟多少參與了一些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和變革以至事件，當然也「在成長中見證著香港多個轉捩點」；在「身份認同一再變改」下，並從「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中覺醒，確認了「香港是我家」，確是難能可貴！當青年自覺以主人翁自居，確有提出要求的權利，良有以也！作為「大中華」這大家庭的一分子，在強大母國護蔭下而被動脫殖的香港，未幾已自我感覺優越到要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楷模」，而甘冒「卻向城頭罵漢人」、「子不嫌母醜」的質疑，以據說是「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以百年以來的被殖民統治經驗，要求母國百年以來──包括「五四」先賢──以鮮血換來的政體國格加以效尤，用心何其良苦也，演變何其和平也！

大概今之香港已淪為各政治勢力逐鹿的場域，群雄並起，萬馬奔騰；民主自由己淪為政治操弄，利益爭奪的工具，香港青年對此乃深有感受而深惡痛絕。現在呼吁回溯「五四」精神，重舉「民主」和「科學」的啟蒙旗幟，「救亡以啟蒙」，「啟蒙以救亡」，其志可嘉！而以方今香港政治之骯髒，香港青年竟放下身段，甘冒淌混水的風險，甘冒靠「屈機」靠「插」政府和政治「抽水」的指責，以聯署作政治串連，集結中間力量以自重，挽家園之既倒，扶香港之將傾，其勇可鑑！

　　誠哉我香港青年！壯哉我青年香港！

紀念魯迅先生隨感

今年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十週年，學術界循例又多了一個紀念的話題，又風風火火的辦了一連串的研討會，不少文學雜誌也例必發一系列紀念文章。和其他紀念活動不同，紀念魯迅往往帶出了一些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普及」魯迅、如何為魯迅賦予現代意義等。這次九月份在香港的紀念活動更乾脆名為「2006香港魯迅週『魯迅是誰』展覽」。試想連「魯迅是誰」都成問題，可見魯迅被世人遺忘的危機有多嚴重！作為廿世紀最重要的文學泰斗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主將，如此景遇，不免令人嘆息和憂心。

不過話說回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魯迅先生就曾發願自己和文章可以「速朽」，因這便能證明時代有所進步，他所批評鍼砭的傳統和時弊已與時俱亡，不復存在。遺憾的是時代雖然進步了，一些當年魯迅抨擊的社會弊病、時代黑暗以及人性的劣根性卻依然沒有寸進，而魯迅到今天反而還有被遺忘、或被故意忽略之虞，我們應不至於是闊綽到嫌有過多偉人而不加珍惜的國度罷！然則當年郁達夫所說的，有偉人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離我們又有多遠?

據說在香港舉辦大型魯迅紀念活動，這趟還是第一次。香港和魯迅算來有一點淵源，可是香港從來就不太重視魯迅，從魯迅生前到死後都沒有引來多少注意，今天問一問年青一輩魯迅是誰，肯定沒有對陳亦迅熟悉。當然視香港為「畏途」的魯迅對香港也沒什麼好印象，只有對殖民統治的批評和對港人奴性的責難，如果能起碼如張愛玲留一兩篇無可奈何的《傾城之戀》之類，或許還能鈎起人們的小資懷舊情懷和談資。魯迅實在太「老土」了，什麼阿Q、潤土、祥林嫂的，一點現代都市氣息也沒有，儘管呂緯甫、涓生、子君什麼的算比較「酷」和前衛，但也沒有范柳源和白流蘇般時髦。甚麼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於港人又有甚意義？甚麼硬骨頭，民族魂可以發財嗎？所以今次在香港的「魯迅週」，既有展覽又有論壇的紀念活動，算是為香港人補上一節魯迅課。然而效果如何，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以香港人的功利，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健將胡適受到傳頌的也只有一段有關保險的名言，而且可能只局限於很吃得開的保險行業。至於魯迅的甚麼「立人」、「國民性批判」的內容，犀利潑辣、如匕首投槍般的戰鬥文字又有誰人會問津。或許近十多二十年來香港人比以前闊了，於精神上會有更高的要求，但試看香港出版的魯迅著作有幾種？有關魯迅的著作又有幾種？這無他，魯迅的文字雖然深刻，鶯歌燕舞，追風媚俗的文字未嘗沒有高品位，未嘗不使人活得風光體面，而出版後者還更合經濟效益，更何況現在是講寬容、講和諧的時代，魯迅實在有欠風度，且有點「盲塞」！

現今又是一個有點反智、反崇高、反英雄的世代，所以各種紀念魯迅的場合，每提及毛澤東對魯迅「三個偉大五個最」的「定評」，人們總要表現對此的抗拒，或引為反面教才，因為「定評」可能是官方統一思想的「陽謀」。（要一提的是，毛的「定評」，當年還未成為「官方」呢！）所以近年來學者們的魯迅研究都要掛上一些什麼「人間」、「平民」、「人性」、「自由主義」的招牌，聽說這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反對思想鉗制的世界性文化潮流。但是細讀之下，大多著作還不是在「定評」的邏輯基礎上的發揮，不過在論述中加添了一些所謂「人性化」、「平民化」的魯迅生平細節而已，所謂要有「批判的眼光」、「自由之意志，獨立之精神」只是說說而已。由此，卻能反證「定評」是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定評」還是比較客觀的。任何國家民族的偉人英雄都會有「官方」或「領袖」的「定評」，任何偉人和英雄都在「民間」也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形象，魯迅之於「官方」和「民間」情況亦然，且官方和民間的評價還是比較一致的，這種相對的一致就是偉人英雄比較客觀的歷史地位，在某程度上為安邦立國意識形態所必需，學者其實無必要在魯迅的名義下硬要把「官方」和「民間」對立起來。魯迅先生的深刻思想資源是無限豐富的，是經得起各個時代不同的學者無限發掘的，如果是因學者的不能提出新見而怪罪「官方」的「思想鉗制」，這便是委過於人了。畢竟現今已是所謂的「後現代」時代，思想再不能定於一尊了。

在這喧囂的年代，其實魯迅是不必刻意「推廣普及」的，只要作品在，尊崇先生的自有人在，詆毀誣衊先生的也會繼續存在，對先生一無所知所感或不想知也不想感的也不會少。魯迅先生從來就不會在意後人的看法，也不希望後人紀念他，先生已看透了一切毀譽，如老子所說：「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魯迅先生足以當此。

當然我輩凡人還是會一年一年的以各種形式紀念魯迅先生的，唯在形式之外，更應細讀先生的作品，秉持先生職志，或許有一天，真的可以然點一注心香，告慰先生：您的時代已經過去。

 刊《城市文藝》 第十期（第一卷 第十期） 2006 年11 月15 日

假如香港沒有高等教育──仿殖民者囈語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隨著各種「回歸」慶典活動的落幕，那些盲目天真的香港人，激情過後，一夜夢醒，便要重新面對嚴峻慘淡的現實；那些沒能移民、逃出共產黨魔掌的香港人，就如二戰時被交給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一樣可憐。現在香港人只能承受因聯合王國未能延續對香港的管治而出現的苦果──一波又一波政治動盪、經濟蕭條、民生凋敝。這已是一個垂死的香港。這不啻是港人的不幸，也是聯合王國的重大挫折。

造成這樣的局面固然有其客觀原因（如地緣政治、民族等原因），然而，聯合王國一百五十多年來對這塊土地經營的一些失誤也不能忽視。現在是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了。

在種種失誤當中，以教育上的失誤最嚴重，特別是高等教育，香港竟然連一所大學也沒有！以下就談談高等教育問題。

教育的失誤，歸根究底乃源於香港自從成為聨合王國「皇領殖民地」開始便追隨英國傳統，把教育事務留給教會及私人辦理。不像聯合王國早期（1835年）在印度所推行如馬可尼記錄（Macaulay’s Minutes）所倡議的英化教育，培養出一班有印度血統及膚色，但志趣、道德及思想感情都完全英化的知識份子，使之能在印度實現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統治。香港政府早期教育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成為日後發展教育事業的指導方針，培養出來的就只有最早期的一批半死不活遺老遺少；戰前的是少數英語精英和戰後因應不同工商業人力資源需求的實務管理、技術人員；以及一個是只董被動地執行政令、有奶便是娘的公務員隊伍。一百五十多年來竟培育不出一班具有堅強理念、死心塌地的親英知識份子，形成一種光榮的傳統，從而感召一般民眾，形成強有力的親英民意訴求，致使聯合王國在英中香港97談判中節節失利，最後連「主權換治權」的妥協也守不住，使香港因而「回歸」中國，使六百萬大英（海外）子民陷於水火……思之實令人扼腕！

當然，早期教育上並非一無是處，最受人津津樂道和肯定的當數培育出一批所謂華人精英如容閎、黃寬、黃勝、唐景星及伍廷芳等。然而恰恰在這批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教育的失誤所在。原來這批人物就只想圖強救國，聯合王國在他們心中何曾有一席之地？這些人在教育、醫學、船務、法學、外交等各個領域對其母國作出重大的貢獻，香港的教育竟成就了他們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如此教育效果，於聯合王國在中國爭取最大利益，非但毫無助益，反而有害！

教育為民主之本，高等教育更是確保殖民地民主發展的有効手段。能否使民主代代相傳，能否使聯合王國在香港的良好制度萬世永續，發展高等教育至關重要。可是，就在這樣一個簡單常識面前，香港政府卻沒能做好。早在1880年港督軒尼詩就提出要建立一所高等學府，但當時負責研究該問題的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卻認為香港所需要的是商業人才，並無設立大學的需要。建立「香港大學」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或許有人會認為香港沒有高等教育並不妨礙培育親西方（主要當然是親英）知識份子，只要把香港的學生送到英國以至西方國家留學，便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理由是直接接受西式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成為更加堅定的西方追隨者。持此論者的偏頗之處在於沒有從長遠的眼光考慮問題。西方固然是培育代理人的理想地，但卻難於培養適合本土需要的人才，況且留洋者往往有濃厚優越感，不易溶入其原來社會，這和宗主國的派員、殖民作用相差不大，長遠對宗主國的管治相當不利。相反如殖民地本土設有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則會更適合本地各行各業的需要，長遠更能實行「以華制華」於無形。更何況香港地處華南要津，又是聯合王國在遠東的重要據點，在此設一、二所大學，便可廣攬中國沿海、華南及東南亞各地學子，使其成為為聯合王國服務的預備人才，為在遠東的殖民王國的長遠發展發揮作用。

正是因為對高等教育的短視，致使聯合王國在經營殖民地香港以及遠東的事業喪失了多少發展開拓的機會，直至1946年馬來大學成立以前，來自廣州、內陸沿海地區，以至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等地的學生，投學無門，數十年來損失多少有能力為聯合王國効忠的本地精英？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0年代)國際貿易轉型，香港就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才，就錯過了從中、英貿易轉口港地位擴展成歐、美及亞洲各地貿易的樞紐。這影響也是結構性的，社會、經濟文化地位也因此得不到提高，更遑論(19)60、70以至80年代的經濟起飛。

香港當然不只是什麼經濟城市，她的政治戰略地位更是不容勿視，從(19)50年代起，香港、澳門和台灣便是中國僅存還未變色的少數幾個城市，台灣固然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港、澳則是國際間諜情報的集散地，策反顛覆紅色中國的重要據點。高等教育在這方面當然應該加以配合，可惜天真的香港政府就是偏偏在這方面無所作為：幾十年來就沒有一所高等學府可以豢養中國國內南逃到港的學者、良心犯和政治異議者；本地反對中國的政黨就沒有本地大學為她輸送人才；政府各機關公務員也沒有大學為其訓練接班人；法律界沒有大學教授與其唱和維護皇室制誥中的普通法精神；各社團組織也沒有足夠大學人才以據要津；各種傳播媒體也沒有大學為其補充新血廣佔輿論陣地；在政治氣氛不利港英政府管治時也沒有大學學者出來聲援，當然更沒有學者出來操弄民調為特區政府各官員打分，以致大批大批的學者出來維護香港傳統核心價值……

香港殖民地這個遠古、先民的英雄傑作，帝國的兒女、後代就樣被一項高等教育政策的失誤毀於一旦，輕易的移交給中國，真是是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如果不是這一失誤，移交香港最差的後果便不是今天中國的「港人治港」局面，而是最起碼的「英－港人治港」局面。數百年前聯合王國的傑出哲人培根就曾說道：「當一個殖民地拓展有成的時候而棄之不顧，就是世上罪大恶極的事。因為它不僅是一種丟臉的事，也是一種流許多可憐無辜人血的罪孽。」(It is the sinfull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forsake or destitute a plantation once in forwardness: for besides the dishonour, it is the guiltiness of blood of many commiserable persons.) 應該說，香港高等教育的失誤，就是有子不教，「子不教，父之過」，這過失就是對子女的放棄，對殖民地的放棄，因此也是罪孽中最惡的罪孽！

入禪三境與蘇軾的一首「禪」詩

　　宋．釋普濟的《五燈會元》卷十七中載有一段青原惟信禪師的著名語錄：「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這「三般見解」，指的就是禪悟的三個階段，也即是入禪的三種境界。相傳蘇軾的一首七絶正是取其意而成：
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這詩《蘇東坡全集》裡不錄，但大多禪話機鋒裡都指明為蘇軾所作，今姑妄聽之；況且此詩往往和他其他的廬山詩相提並論，禪機理趣也比較接近，這就不細究。
　　廬山的煙雨與浙江錢塘江潮水，自古便是享譽盛名的旅遊景點。未到過的旅客往往百般期盼、千般縈迴，要以一睹為快。及至可以見到「廬山煙雨浙江潮」，內心便形成了比實際更豐富的形象，這就是「聞名不如見面」、「嘆為觀止」的震撼，但是震撼過後，內心復歸平靜，這時才發現廬山煙雨浙江潮還是廬山煙雨浙江潮。
　　這詩寓意是明顯的：求道者在未悟道前，總有各種煩惱困擾，於是上下求索，並對悟道有種種憧憬，這不啻是一種妄執。及至真正到達了悟道的境界之後，便會知道其實境界還不外如是。以前總以為有一個理想境界可以安頓，悟道後便發覺世間本來就是這樣，根本並無世外之世，以前所謂的追求只是心中的妄念。明乎此，一切妄念自息。這首詩的第四句雖與第一句相同，但卻指求道者悟道後的體驗，雖同是一境，心卻已不同，因此與第一句所表現的意義自是各異了。因此，絶句格律上最忌諱的字句重複問題也巧妙地、創造性地予以解決了。
　　唐中葉以後，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叫禪宗的派別。這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結合後的產物。她主張精神信仰與生活一致，成佛途徑不在於坐禪頌經，持戒苦修，也不必嚮往西方極樂世界，而反求諸內心的超脫，精神的自由，直覺的頓悟。
　　禪宗的理論到中唐以後，對知識份子影響極大，至北宋蘇軾，可說就是這種理論的人格化身。蘇軾有關禪機禪悟的詩作當然不只此，但從這首詩可見其受佛家影響的一斑。